三、明代是派字诗形成的关键时期

进入明代，全真教的政治生存空间出现相当程度的萎缩。像元代那种依据政治支撑，以掌教大宗师的行政权威来维持教门一统的格局发生改变。明王朝统治者虽然对道教总的来说仍然很重视，但却只重视其所承担的祭祀的功能。因此明代的国家宫观像神乐观、灵济宫、朝天宫就取代了元代长春宫、崇真宫等所担负的政治角色。这一新的政治形势无疑直接影响全真教各宗系的发展，促使它们积极向社会下层渗透，以补偿其丧失的上层空间。我们读明代小说、民间宗教宝卷，都能经常发现全真教徒活动的痕迹。因此从全真教在明代所扩展的社会空间来评估，我们实难同意学术界那种全真教明代衰落论的陈词烂调。由于这一时期全真教注重向社会各阶层渗透，加之过于依赖政治权力支撑的掌教宗师权威已经瓦解，因此明代全真教的宗派认同取代前此的教门整体认同。各宗派的独自发展是明代全真教发展的主基调。这就是宗派认同为什么在明代全真教中特别盛行的内在原因。与此相应，那种旨在强化宗派认同的派字诗也就应运而生。

1、元代的一些苗头

虽然从我们掌握的资料看明代无疑是全真教派字诗形成的重要时期，但元代尤其是元代中期以后，还是有一些迹象显示以派字来标明宗派内师徒辈份的做法已经悄然降临。在我们前引的山东沂州玉清万寿宫丘长春一系的五代传承中，其命名通则已呈现类似后世派字诗之类的现象。该宗尊丘处机为祖师，第二代系两位“正”字辈即乔正忠、刘正清，第三代分两枝，其一乔正忠所传一系，共传有十位弟子，九位名以“德”，一位名以“志”。这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在另外一枝刘正清传下的一系中，情况则有所不同。刘正清列有五位弟子，中间一律名以“善”字，没有通常的“志”“道”“德”，尤可注意者是师徒之间中间法名不同。然而这又绝非偶然现象，因为刘正清的传宗弟子李善信，其门下弟子命名亦延续这种传统。作为此宗第三代的李善信，在《宗派图》中共传有四位“元”字辈弟子，即保和大师盛元庆、通妙大师毛元荣、保真和义冲真大师王元亨（沂州道正、住持提点）、崇玄明道大师王元贞。我们发现四位弟子中均无师徒法名重迭者。同样该宗第四代传宗者王元亨，亦传有二十位弟子，法名中间均系“道”字，也无师徒同名现象。总结起来，上述玉清万寿宫第二代刘正清一系传宗字派为：“正”“善”“元”“道”四字，其规则性相当强，与明以后全真教传承世系中的派字诗无别。以我的寡识，这应该是我们目前见到的最早一份准派字诗传承。因为乔正忠、刘正清均亲炙邱处机，活跃于蒙古国时期。然而我们在白云观《诸真宗派总簿》中却没有找到对这一宗的记载。

2、万历年间永乐纯阳宫的华山派

位于山西省永乐镇的纯阳万寿宫系蒙古国时期全真教为纪念五祖之一的吕洞宾（道号纯阳子）而创建的。此地在金代之前，原本只建有一座简陋的祠宇，作为吕洞宾崇拜的遗留物。全真教创立之后，此地因为一直相传系吕洞宾的降诞之地，在全真教中属重要的圣迹区域，因而到蒙古国时期全真教勃兴之后，即大肆加予兴建。据相关全真教碑刻材料记载，参与创建永乐纯阳宫的全真教力量主要有两支，其一为刘长生、宋德方一系。早在蒙古太宗十二年（1240），宋德方就在当地官员的支持下接管河中永乐的纯阳祠，并于乃马真后四年（1245），为纯阳祠申请到宫额。其间的兴建活动一直未中断。大蒙古国时期纯阳万寿宫的兴建与终南山重阳万寿宫的兴复、祖庭会葬等都是当时全真教中轰动朝野的大事。虽然宋德方已为东祖庭兴建之事张本，然而由于力量单薄，事情进展并不理想，在这种种情形下，时任全真掌教的李志常、退职宗师尹志平都同时关注此事。他们共同任命邱处机一系的全真高道潘德冲专门负责经营此事。为了便于调集财力、人才，全真教掌教还任命潘德冲为河东南北两路道教都提点。此外当时蒙古国平阳路各级地方政府长官也特别行疏礼请潘德冲住持永乐纯阳宫。经过两系门徒的持续兴建，至成宗大德五年（1305），纯阳万寿宫已初具规模。此宫格局规整，建制宏大，乃是一座由纯阳万寿宫、九峰纯阳上宫、河渎灵源宫等三宫为中心，辅之于各自为数众多别业下院的庞大宫观群体。此外，还有一些诸如九峰老人诵经台等辅助建筑。由《道家金石略》收录的《纯阳万寿宫提点下院田地常住户记》看，纯阳万寿宫下院所辖观、庵、院及坟地、庄园等总计二十三处，例如河中府云台观、解州路村化忭庵、姚温村曹老庵、主脑沟长春观，华州渭南县杨郭村道院等等，从所列名单看，有些距离核心三宫路程遥远，这可能是该宗系门徒所创。另外还有水地、滩地、枣园、甘草园、磨盘、苇园、柘榴园、菜园、窑院等等各种生产、生活设施，以及经营这些园地的常住户。可见，纯阳万寿宫的经济势力极为可观。

纯阳万寿宫的主体由无极、混成、袭明三主殿组成，无极殿奉三清，混成殿奉纯阳，袭明殿奉七真。此外还有宋德方、潘德冲等人的祠宇及上述九峰老人说经台之类建筑。尤为重要的是忽必烈至元十八年之前，该宫还藏有珍贵的元《玄都宝藏》的经板，以作为镇宫之宝。至明代，纯阳宫的传承仍未中断，其宫观规制依然一仍旧贯。《道家金石略》收有关于明代后期永乐纯阳宫的碑刻六通，即《永乐镇纯阳宫肇修善事之碑》《永乐宫重修诸神牌位记》《重修潘公祠堂记》《纯阳万寿永乐宫重修墙垣记》《创立建醮功德碑记》《重修丘祖吕真二殿碑记》。这些碑刻记载明代后期永乐纯阳宫举办的一些法事活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永乐宫是如何通过宗教活动广泛渗入当地民众的社群生活，从而在丧失元代政治支持的背景下成功地拓展社会生存空间，最终开辟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永乐纯阳宫在明代后期的宗教活动与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结合紧密，有些大型活动甚至由当地居士群体来发动。据礼部郎中张泰征撰于神宗万历年间的《永乐镇纯阳宫肇修善事之碑》记载，万历四十二年（1614），为了祈求当地五谷丰登，灾异不侵等地域性的福祉，永乐镇居士杨万顷、鲁一正、毛让、常登瀛联合吉人李登蛟，发动一次大型的诵经活动。这次诵经之举前后历时三年，直到万历四十四年才结束。虽说此次诵经由关内来的高道葛真玉于纯阳宫无极殿唪诵，但却得到当地士民工商群体的广泛支持，结果由于民众的慷慨捐助，此次活动共募化五百八十金。待诵经结束之后，又于十二月四日举办了一次为期五天的大型黄箓醮仪，据称“是役也，同事者凡一千二百余人，用金五百三十两，余金一百余两，恭备建玉皇阁之费云。”这次诵经活动及随后举行的黄箓醮显然是由道俗联合完成，在纯阳宫方面意在通过活动募集建设玉皇阁的经费，在民众方面则在祈求福佑。由活动历时之长，参与人数之多，募集资金之众来看，明代后期永乐宫在当地信众的力量相当庞大，这就为这一时期该宫的续建、修缮提供持续资金来源。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活动在明后期永乐宫并非偶然为之，几年之后（1624），为了募集重修宫内诸神牌位资金，永乐镇寨下村村民杨继增又会同纯阳宫住持张和气，共同发动募捐活动。最终募捐亦获成功，诸神牌位得到修缮，而为了答谢当地善男信女，永乐宫方面举行了一次祈福醮仪。此后永乐宫又在当地信众支持下，先后又于崇祯九年（1636）、十六年（1643）通过为当地民众建醮，发动几次募捐。也就是通过积极参与当地的社群生活，永乐宫获得当地信众的持续支持，其宫观的不断修缮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的。

谈到明代后期永乐宫的发展，有一位高道不能不提，这就是时任纯阳宫住持的张和气。关于他，目前在方志中尚未找到相关材料。据碑刻可知他在明代后期很活跃，除了共同发动天启年的募捐外，在他住持纯阳宫期间，他还联合当地民众完成玉皇阁的创建、七真殿、潘公祠堂、邱祖钵堂、吕祖殿、邱祖殿的修缮。此外“三门踊路栽柏树五十余株，前台、后台、东西便门，灿然景色一新。”这项工作始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一直到崇祯九年（1636）才完工。可见，张和气在明代后期一直住持纯阳宫，为纯阳宫的延续、扩展发挥重要作用。从崇祯十六年（1643）建立的《创立建醮功德碑记》《重修邱祖吕真二殿碑记》看，他在这年仍健在。

从上举六通碑文立石署名看，永乐宫在明代后期的传承已呈现明显的派字诗特性。我们通过比对，发现其与白云观《诸真宗派总簿》中的华山派派字诗相合。《诸真宗派总簿》记载华山派开山祖师为郝大通，其派字诗为：

至一无上道，崇教演全真。冲和德正本，仁义礼智信。

嘉祥宗泰宁，万里复元亨。清静通玄化，体性悟诚明。

养素守坚志，虚灵慧业生。希贤遵秘法，慎修保纯贞。

敬谨规良善，默功毓秀英。勤能扶世英，积久大丹成。

永建根基厚，仙灜书盛名。圆满光华照，云天庆上升。

据崇祯十六年郡庠生柴奎芳所撰《重修邱祖吕真二殿碑记》之题名，纯阳宫张和气一系的向下传承为张和气——张德印——张正宾、刘正喜——张本位。此为“和”“德”“正”“本”四字，又难能可贵的是题名还载有其向上传承系谱，即张和气祖师李全周，师爷李真宁，师伯尉冲贵、吉冲修、刘冲祺、曹冲祥，此上传三代派字为“全”“真”“冲”三字，将上下传承综合起来则为“全真冲和德正本”七字。另又据崇祯九年立石《纯阳万寿永乐宫重修墙垣记》碑末题名，此宗“本”字辈后面，还有杨仁福等七位“仁”字辈及杨义祯等三位“义”字辈。此与上述华山派派字诗之“崇教演全真。冲和德正本，仁义”正相合，且载录长达九代连续传承，这是极为珍贵的。按张和气自万历四十二年（1614）一直住持永乐宫，假定此时四十岁，据碑载他在崇祯十六年（1644）年仍活着，则此时有七十多。如果他是二十岁入道，那么纯阳宫华山派的传承在他手上就有五十年之久，且其前还有“全”“真”“冲”三辈。因此其传承保守估计应追溯至嘉靖年。若再考虑“全”字辈之前的上八代，当可上溯至明初中期左右。此可证白云观《诸真宗派总簿》中的华山派派字诗并非凭空臆造。据《潍县志稿》卷三十六“人物”记载，考出清代乾隆时山东潍县玉清宫这一全真教龙门重镇已易手于华山派。《潍县志稿》云：“龙门派旧主玉清宫，乾隆末其派已绝。本禧、本祜乃以华山派来主是宫。两道人全真养性，虔讽皇经，出其地租及所得布施重修宫殿，焕然一新。本禧主玉清宫，本祜主天仙宫。是为潍邑道教重兴之始。”又据县志记载，本禧、本祜均来自崂山上清宫。这也就是说最晚清乾隆前崂山上清宫亦有华山派道士在活动。其实据刘以贵撰于康熙五十八年的《玉清宫碑》，其后题名就有道官姜冲礼，如果该“冲”字辈属华山派，那么玉清宫的华山派传承渊源更早。不过山东潍县玉清宫、崂山上清宫的华山派是否与山西永乐纯阳宫有关，不得而知。从派字上讲纯阳宫华山派在明末即已传到“信”字辈，远较山东两宫为早。又前引张泰征《永乐镇纯阳宫肇修善事碑文》曾提到万历二十二年，关内高士葛真玉在纯阳宫无极殿主持诵经会，长达三年之久。不知这位“真”字辈高道是否亦为华山派“真”字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位来自陕西的华山派道士与山西永乐纯阳宫华山派之间在明代就有相当程度的联系。这或许暗示华山派的起源或与陕西华山有关。至于道门中流传的有关元代道士贺志真开创华山派的说法，尚需更多材料来证实。

3、泰山三阳观的果老祖师云阳派

关于明代嘉靖年间泰山三阳观存在果老祖师云阳派一系传承，已有学者早已作了详细考论。白如祥《泰山石刻与泰山全真教》、赵卫东《泰山三阳观及其与明万历宫廷之关系》都依据明代碑记对三阳观开创、传承的历史进行重建，其中以赵卫东的论述较为全面，所据材料也较为翔实。赵卫东依据明萧大亨分别撰于隆庆四年（1570）的《建立三阳庵记》及撰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的《三阳庵新建门阁记》两通碑记，结合于慎行撰于万历二十年（1592）的《重修三阳观记》、程守训撰于万历三十年的《昝云山炼师碑记》及周连钦撰于民国十三年（1924）的《重修三阳观记》的载述，考出泰山三阳观由全真道士王三阳创始于嘉靖三十年（1551），并在创建过程中得到明代藩王德王府及当地士绅的大力支持。由此可见这一派全真道士与藩王府的内侍们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我们注意到这一联系具有连续性，并未随着王三阳的仙逝而中断。因为此后当王三阳的弟子昝复明在稍后几年增修三阳观时，仍然是德王府的这位龙泉于公联合时庵陈公、南泉裴公（我推测可能也是王府常侍一类），为这次复建提供资金援助。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王府内侍们的努力，三阳观还最终变成德王府的香火院：“龙泉于公复谋于时庵陈公、南泉裴公，各捐金若干，增置殿阁，缭以石垣，益加胜槩。即而事闻，德王殿下以为香火院，命典服松冈马公市庄宅一区，地三十亩。以为焚修道众衣粮之资。马公又导诸内相，各捐赀以助其不给，而此庵益恢廓永赖矣。”这件事对于三阳观以后的发展非常重要，它使三阳观有了稳定的财政保障。依靠藩王的护持来发展本宗力量，这是三阳观开创的不同于上述永乐纯阳宫的发展模式。

可能是因为德王府的关系，三阳观还受到皇室的关注。赵卫东注意到在三阳观现存的碑刻中，有四处涉及到明万历宫廷。其中有三块明确标明为纪念清醮而创立。另一处为全真崖的摩崖皇醮刻石。这四次皇醮分别发生于万历十七年、万历二十二年、万历二十四年及万历二十七年。均系明神宗宠妃郑贵妃派太监到三阳观请求建醮，其内容涉及到明神宗万历年间的“国本案”，亦即争立太子事件。由这些碑刻透露的信息可以弥补正史对此事语焉不详的缺憾。当然，三阳观与万历朝后宫的联系仅是一个个案，不能用来当作解释明代全真教与宫廷关系的一般模式，多数情况下明代全真教各宗系还是秉承清修的宗风，与官府保持较远的距离。

关于三阳观的传承谱系，赵卫东查考三阳观道士的十一块墓碑，发现其中有七块刻有该观道士的传承系谱。经他的比对，其命名呈现的派字诗与白云观《诸真宗派系谱》所记果老祖师云阳派系谱基本相同。白云观《诸真宗派系谱》所记该宗派字诗为：“崇静真阳复，至坚守太玄，智礼清白信，存义法明长。道贵诚正理，德尚实和行，参赞乾坤机，变运造化功。”只有“存意法明长”与“德尚宽和行”两句个别字句有别，“存意法明长”《诸真宗派系谱》为“存义法明长”，而“德尚宽和行”《诸真宗派系谱》为“德尚实和行”。赵卫东判断可能是传抄错误所致，最有可能。此外应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果老祖师云阳派创建者是活跃于嘉靖年间的王三阳，属该宗派字诗第四字，这与我们上面讨论的永乐宫华山派相比，距离开宗时距更近，有助于我们判断该宗的起始点。赵卫东按十八年一代计算，将其它为明代中期即正德年间也是有道理的。

（作者张广保，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原载《全真道研究》2011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