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出现了几种以派字诗为主干的、旨在记载道教各宗派传承谱系的经籍。它们分别是北京白云观收藏的《诸真宗派总簿》、沈阳太清宫的《宗派别》、辽宁本溪铁刹山八宝云光洞的《道教宗派》。以上三种宗派传承谱都是以全真教为主体而附记正一等其它各派。它们实际上都属于同一个系统，渊源于同一祖本。从太清宫本重誊于咸丰十一年（1861），再结合闵一得（1748～1836）于嘉庆年间编撰的《金盖心灯》相关内容看，这一版本系统的出现，应始于清嘉庆年间。王卡将白云观的《诸真宗派总簿》出现断为嘉庆十三年（1808）白云观恢复传戒活动之后，是有道理的。上述三种谱系以派字诗为骨干广泛记载道教各宗派的传承，其直接作用在于为各大宫观考察云游道士宗派归属提供依据，以免闲杂人员混入宫观。这显然是组成当时宫观管理制度的一部分。因此此类东西应在各大型宫观中都有收藏。除上述三种较为完整谱系之外，清代另还有一些只载述本宗派传承谱系的文献。例如闵一得编于嘉庆年间（1796～1821）的《金盖心灯》记载的《龙门正宗流传支派图》），孟永材、完颜崇实编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白云仙表》，梁教无编于咸丰壬子（1852）的《玄门必读》、徳国传教士哈克曼于1910至1911年抄录于崂山太清宫的《规矩须知》等都载有或详或略的全真教龙门派的传承谱系。进入民国之后，又有《龙门正宗觉云本支道统薪传》等。派字谱一方面既是各宗派之间用以互相分判的一种标志，同时另一方面在本宗系中又可以区分不同辈份。这也是成长于中国宗法社会大背景下的道教所呈现的本土特色。

综合近些年来学者对若干全真教宫观在明代的传承谱系的研究，上述派字谱至迟可以追溯至明代中期。它的形成一方面反映了道教尤其是全真教在当时宗系分化的客观现实，同时也是明代全真教整体认同弱化的表现。这充分反映了在丧失元代的那种强势政治支持后全真教在明代所呈现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关于对全真教龙门派传法世系质疑的检讨：

1、陈教友的质疑与重建

对于这一全真教宗派谱尤其是构成其核心部分的龙门派早期传承谱系的真实性，很早就有人提出质疑。生活于清代后期的罗浮山酥醪观全真教龙门派十七代教徒陈教友（1823～1881），凭借其渊深的教史知识和敏鋭的史识，较早对载于闵一得《金盖心灯》中的全真教龙门派早期宗派传承世系表示质疑。他在撰于光绪五年（1879）的《长春道教源流》一书中说：

今世全真教，大抵长春法嗣为多，所谓龙门派也。然询之道教中人云：嗣马丹阳者为遇山派，嗣谭长真者为南无派，嗣刘长生者为随山派，嗣王玉阳者为昆嵛派，嗣郝广宁者为华山派，嗣孙清静静者为清静派。考长春及诸真门人，无有以派名者，诸派之兴，其起于明代欤？惟元时北方全真教，长春与诸真递相传授，尚可考见。厥后自北而南，地与世相去日远，李道谦后纂辑无人，世但知为全真教，无有识其渊源者矣。

陈教友在此猜测全真教内部分宗开派应起于明代，认为长春与诸真门人均尚未正式立派。这就等于否定了包括龙门派在内的七真开派之说。这是一个具有怀疑精神的惊人论断。与他对金元全真教历史发展的透彻理解分不开。不过，依据研究，陈教友的这一结论并不正确。其实金元时期全真教已经开始分宗立派，七真门下各系的传承与宫观网络的地域分布存在重合关系。像燕京大长春宫即全真教的堂下主要是丘长春一系在把持，而陕西重阳宫，作为全真教的祖庭，虽然七真门下郝太古、丘长春、马丹阳都有弟子在其中弘道传教，但仍以马丹阳一系为主。至于像汴梁（今河南开封市）朝元宫以郝太古、王志谨为主，永乐（今山西）纯阳宫则系刘长生、宋德方及丘处机、潘德冲两系并存。这说明金元时期的全真教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统统归宗于丘处机一门。其实全真教在金元的迅猛发展乃是通过七真门下弟子分别开宗授徒，建宫立观得以实现的。对此，我们在后文还要详论。总之，金元时期的全真教内部已经开始分宗立派，然而却没有像后世那种标识宗派的派字诗出现。这主要是因为元代全真教由于得到皇权的强势支持，因而得以依靠政治来维持其整体认同。实际上元代全真教各宗系把持的宫观不仅在名誉上充分尊重大宗师的教门，而且不少重要的宫观内部事务诸如更换宫额、赐予紫衣师号及住持提点的任命等都要经过逐级陈请，再报请大宗师，由其经由集贤院商讨获得当局认准。因此，在这种强势的中央教权笼罩下，虽然此时全真教各宗系在宫观住持、传承方面已有事实上的分化，且不少宗系都标示出传承系谱，但像后世那种综合各宗系的完整的派字谱尚未看见。据此我们也可以说它有宗派之实，却无宗派之名。

陈教友还否定了传统的龙门派得名源于丘处机当年居陕西陇州龙门山修行的看法。他认为龙门派渊源于靳真常的弟子、活跃于元世祖至元年间的姜善信。因姜善信在黄河龙门创建龙门建极宫，故其开派名之为龙门派。他说：

所以称龙门派者，贞常弟子姜善信承世祖宠遇，建龙门建极宫，其后徒众日盛，创此法派，故云龙门也。世或谓长春曾居陇州之龙门，故号龙门派。恐非。陈教友在此实际提出一种有别于教内传统的、新的龙门派传承法系，即丘处机、靳道元、姜善信。这就等于修正了闵一得《金盖心灯》卷一记载的龙门派由丘处机传赵道坚这一传承法系。又由于靳道元、姜善信长期住居华山王刁洞修行，陈教友乃引述清刘献廷（1648～1695）《广阳杂记》卷三转述孙宗武之语，认为龙门派源于华山王刁洞。刘献廷在书中转述孙宗武之语云：“今世全真道人所谓龙门法派者，皆本之邱长春，其地则王刁山也。王刁山在华阴太华之东，奇峭次于华岳。开山之祖，乃王刁二师，故以人名山，邱长春曾主其席，演派至今遍天下也。”我们不知道刘献廷、孙宗武等人依据何种史料断定龙门派起源于华山，不过他们两位生活的年代都早于闵一得，因此陈教友选择把华山作为龙门派发祥地的说法应该也是有来历的。关于姜善信，陈教友在《长春道教源流》中有较详细的传记：

姜善信，河东赵城人，资秉恬默，年十九，师事莲峰真人靳贞常道元，隐居华山王刁洞。后承师命修习龙门山，访王、刁故迹，炼情见性，神于幻化，知来如响。属陕右兵乱，士大夫避地者皆依之。尝营建（龙门）大禹庙、平阳尧庙、鼓堆孚圣庙，神宇百余所，一时化身皆能遍历，名动京师。世祖南下，驻师驿亭，召问行师事，特陈仁义之举。其后三见聘，奏对多所禆益，（世祖）赐号“静应真人”。会龙门禹祀因兵而毁，善信募建之，陛辞日勅赐曰“建极宫”，命大司农姚枢书额，以示归荣。复给田四十余顷，命五弟子皆为建极宫提点。远近亦称“天师”，年七十八羽化，其夜有青虹贯斗，后葬龙门山左麓。

陈教友此处对于姜善信生平的记述证之于《元史》及元代各种全真碑铭都可找到印证。关于姜善信，元王恽《秋涧集》收有《祭静应姜真人文》，李盘亦撰有《靖应真人碑》。其中李盘文给出有关姜善信更多的信息。姜善信，字彦诚，师事莲峰真人靳道元，（道元）“授以相术诸阴阳韬略之学”，其后乃以法席付之。自是之后，洞居十年，块坐一龛，终达心如止水，境与神会之境。后创建碧云庵。有关他与忽必烈的交往，李盘碑也有记载，其事发生于蒙哥九年（1259），忽必烈奉命统军南伐，驻师于姜善信住持地。至于“见禹庙倾圮，慨然以修复为事。”当在世祖至元九年之前，《绛州志》说是中统年间，可能性很大。总之，他的确主持过龙门大禹庙的修复之事。此事非同小可，因为祭祀先代圣王，乃是历代王朝政制中的一项重要典礼，历朝皆由中央政府负责修建。忽必烈能将这么重要的事交由姜善信负责，可见对他的器重。至元九年，忽必烈还特别派遣使者，“谕公谒皇子安西王于长安，王待以殊礼。”可见他在当时是一位颇受尊宠的高道，因此按照元代全真教的演宗惯例，他在龙门建极宫演宗开派顺理成章。姜善信逝于至元十一年（1275），享寿七十八。由至元十一年上推七十八年，可以算出他应生于金章宗承安四年（1197）。据李盘碑，他是在十九岁时师礼靳道元出家，时当为太祖十年（1216），其时丘处机尚未与成吉思汗正式接触。据此靳道元、姜善信都是较早一代的全真道士。其在教内的辈份并不在闵一得龙门谱系中赵道坚、张德纯诸人之下。不过王恽、李盘两文都没有提到任何有关龙门派的事。但是却记载了他的弟子董若冲在其逝后接掌禹王庙，并亦被加封为光宅宫真人。这说明姜善信在禹王庙一系的传承在其仙逝后，不仅仍然在延续，而且颇受当局重视，其传教基地应为禹王庙（建极宫）。当然我们也注意到靳道元、姜善信、董若冲这一系传承的命名规则并不符合龙门派字诗，因为按照龙门派字诗“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的排法，姜善信应为德字辈，董若冲则应为通字辈。更为重要的是董若冲之后，我们目前再也找不到此后传承的材料。因此陈教友对全真教龙门派传法世系修正性的重建目前同样也难令人信服，有待进一步证实。